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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条第1款的主体是国家，内容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式是保护、改善、防治。

特别在环境宪法对于环境问题解决与环境法律发展的方向作出设定之后，体系化的环境立法更显迫切，法典化应当是诸种努力的方向之一。关键词:  国家任务 环境宪法 环境国家 环境法典 从立宪原旨主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治理与宪法相癥牾。

而实际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治理写入宪法。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我国的环境宪法已初具雏形。良好环境的请求权与恶化环境的拒绝权成为正当的权利内容，国家任务再次扩张。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国家的理念与现实发展都强调了国家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等于环境事务于国家任务中凌驾于其他事务之上，环境事务同国家的其他事务一样，都是国家关注与实现的重要部分，都是国家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部分。另外，第6条第2款规定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第3款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总纲中三处是关于国家义务的规定，对国家公权力机构于特定的生态环境领域进行权力配置，其目的是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来完成国家任务，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美丽中国的愿景。2018年宪法修改，以生态文明国家任务与和谐美丽国家目标统领生态环保宪法体系，形成环境宪法，这既是认识论上的自觉与宪法法理的逻辑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的转变。其中，最关键的举措应着力于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建立规范的数据流通规则。

(50)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4034号民事判决书林三钦：《法令变迁、信赖保护与法令溯及适用》，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14页。(3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行终字第88号。(41)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终字第53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厦行终字第41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行终77号，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行终123号。

(26)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终字第129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行申字142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南行终字第85号。有法院认为赔偿标准为相对人基于对违法许可的信赖而实际投入所产生的损失。

(72)参见江必新：《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34期。石佑启、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之立法思考》，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司法实践要求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授益性具体行政行为、按照先前行政行为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按约履行协议以及变更规范时应考虑当事人的信赖利益。(43)其次，现行法与司法实践将相关行政行为划分为具体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行政协议、规划等类型也较为接近大陆法系，尤其是引用信赖保护或诚实信用的判例数量远逾引用合法预期的判例，(44)这足以表明，我国立法者和法官对大陆法系的原则和制度更为熟稔和倚重。

(39)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10行终109号，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日行终字第14号，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谭中行终字第3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行终字第0071号，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终字第53号，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行赔终2号，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1行终109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行终字第39号。(29)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3979、3996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917号，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7行终21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宜昌中行终字第00108号。合法预期获得保护的要件是：第一，行政机关在有关行为、意见或政策中所表达出的意思必须清晰、无歧义且没有限定条件，或者至少存在某种固定的实践或行为。作为法律刺激，它们迫使本土法律的特定认知在区分网络中进行重构。

(17) (二)许可外行为 行政允诺常常涉及诚信问题。域外法须能够和我国法律系统相耦合，才能被我国法律系统识别认同，切实影响我国法律系统。

(72)质言之，行政协议违反各层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将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时，协议应属无效。若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义务，此即引入信赖保护有将诚信政府混淆于依法行政之嫌，况且也难以厘定对相对人信赖利益加以保护的方式和范围。

而广义的合法预期还代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如果生成了相对人的权利或可保护利益，也会形成继续保持已然状态的合法预期。再如认为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应按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履行职责。(五)行政规划与规范变动 按照城乡规划法第50条，修改规划(33)造成当事人损失的，应当依法补偿，这体现出在规划修改时应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向当事人适度提供财产保护的意涵，也意味着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并非规划变更的障碍。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89页。(61)参见章剑生：《有错必纠的界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37)参见前引⑥，吴坤城文。

何况英国不乏学者主张应采行相当于德国法上信赖保护的财产保护和存续保护。(一)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69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加以变更、撤回、撤销的条件以及相应的补偿、赔偿。

(23) 在行政确认领域，有多个判例反对行政机关轻易变更土地房屋权证。(30)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萍行终字第10号(指导案例76号)，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行终315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行终746号、(2019)苏01行终53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1271号，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04行终70号、(2019)宁04行再2号，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4行终3号，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2行终53号，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1行终89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2263、(2019)豫行终3535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行终768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行终15、400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行终769号，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行终18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178号、(2018)辽行终1464、1492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行终52、191号，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赣71行终70号，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行终字第3号，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12行终57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终125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三中法行终字第30号。

⑵这都构成了怀疑我国也应效仿英国的理由。(68)不过，并非只有合法的行政协议才能产生信赖保护。

⑩参见前引⑨，余凌云书，第90-92页。既然任何规范不可能永久不变，私人就不能仅以主观上信赖规范不变而主张保护，而是应在客观上有信赖表现。亦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法未对违法许可提供存续保护，表明其并未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相对人可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依诚信原则兑现允诺或者依法在后续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得拒绝、随意解释或拖延。

迄今的实务也都突出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57)不过，德国对作为信赖表现之处置行为的理解，已逐步放宽，包含一切生活方式已为深刻且持续之变更在内，以免保护门槛过高而对当事人不公，(58)对我国不乏参考价值。

还有法院指出，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到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自的过错程度。(37)立法法第93条和《座谈会纪要》禁止侵益性规范的真正溯及既往，而司法实践则一方面反对规范的真正溯及既往，甚至于要求兑现不合新法的承诺，另一方面在前引(2008)宁行终字第163号中，通过要求按照新旧规范的生效期间分别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承认了法律规范的不真正溯及既往。

故而，就需要摒弃合法预期保护或信赖保护的抽象优劣之辩，转而立足于我国的规范体系和制度现状，依据现有的立法和判例，描述、辨别、提炼现行法和司法实践对诚信政府所给定之要求，在借鉴域外法制前锚定现实基础。凡此种种表明，相比英国的合法预期保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信赖保护制度虽然更易于为我国镜鉴，但我们也不可能对它们的做法亦步亦趋，尚需在立足当前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加以修正。

有很多判例要求规范修改不溯及既往，以保护相对人对旧法的信赖利益。(25)此外，还有判例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先前的登记或审批，作出新的许可、出让行为。存在可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情形时，行政机关实际上是经由利益权衡，决定为相对人提供存续保护抑或财产保护。⑧参见陈鹏：《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义》，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换言之，对有效(包括可撤销)行政协议，按照《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19条，若无当事人提起撤销之诉，行政机关应予履行，除非符合可以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情形，或者无法履行、履行无实际意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终1828号称：被告督促与告知原告的欠缴费期限、金额及履行期限不一致，损害了其合法预期利益。

反过来意味着非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属有效，从而可被信赖。(48)信赖保护与合法预期保护之间的这种差别，参见刘飞：《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70)参见王敬波：《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38)换言之，必须有行政行为存在，方有应保护之信赖可言。